1944年4月，绥中县的国兵漏子大约有两万人，他们被集中到城北的上帝庙小学，组成了一个名为勤劳奉仕队的队伍。队伍分为大、中、小队，每个小队设有班级，每班12人，发放了黄制服、水袜子、绷腿、白铁碗和小白铁盘。每个中队约240人，小队则由60人组成。
展开剩余70%前往兴降村时，有个叫陈大开的，初来时膀大腰圆，因其个子高大，一直排在队伍的最前面。没过多久，他就瘦弱不堪。一天，他感到肚子疼，但大队副官姓洪的却说他装病，命令队长们当众毒打他，最终陈大开只能承认自己是假装生病。随后的几天，他的肚痛加剧，但他依然不敢提出来，直到一天中午送饭时，他连一口饭都没敢吃。不到三小时，他便因病情加重死去。死前，队长还用镐把捧打了他一顿。 在路家岭，姓王的和路连逵挨打最严重，几乎天天无缘无故地遭到毒打。一次，我们埋在地里的木头未能及时挖出，小队长发现后，全队每个人都被打一顿。还有一次，我们在修水坑时，由于修不好，大家又不被允许离开，旁边有一个日本人站着看着我们。于是有人提出一个主意，用土块投进水坑里，以期能把日本人吓走，谁知土块溅水把那日本人弄得一身泥，惹得他大发雷霆，拿起铁锹追着我们打。那时候，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暴力发生。 所有生病的队员都会被另安排住在单独的席棚里，生病后没有饭吃，若想吃饭，必须硬撑着上工地。即使是工伤的人员，也不允许停工，所有伤员都得集结在一处火炕旁边，拧草绳。经过一两个月的饥饿与折磨，死亡渐渐增多。我们所在的哈拉沟，每天都会有几个人死去，临近结束时，我们中队原有240人，最终死了80余人。据说，大队部每天的死亡人数就有一二十人之多。 原本挤满人的席棚，两个月后逐渐空荡，人们各自分散，谁也不再挨着谁。到了夏天，多雨季节，外面的雨下得再大，棚内也同样下着。大家的行李和被褥都被浸湿，身上长满湿疹和疥癣，躺在炕上时，疼痛让人忍不住痛哭，真是度日如年。有时，我不禁想到，自己的命运，是否也会和那些装在小匣子（骨灰盒）里的死者一样？ 有一天，陈万田悄悄跟我说：大叔，咱们逃吧！但我心里想，我们连方向都不清楚，家在哪里也不知，万一被抓回来，恐怕就真没命了。于是我劝他：别逃了，六个月之后就能回去了，命大的人还能活着。那天，又下大雨，陈万田还是决定逃跑。那一夜的雨下得特别大，我心想，陈万田肯定会死在荒野里，之后再也没见过他。其实，陈万田并未走远，他告诉我，走到西边转弯处时，他不敢再继续，于是找到一棵大空心树，钻了进去躲避了一夜。第二天，他继续往山上走，看到锦州大队部的席棚时，便绕开了，走向西梁，直到午后才到达一个破房子。原以为是有人家，近看却发现是空房子。 就在这时，他遇到了一位骑马的劳工，被抓回去，带到了一间小房前。陈万田趁机撒腿就跑，躲进了一片草丛里，足足待了一整天，直到天黑才出来继续赶路。他走了两天，途中遇到三个人，都是黑龙江八面城的，他不敢与他们同行，便自己向西走。饿了就吃草根、野蒜和野果充饥。 走了12天后，他终于走出了山，抵达了新工小站。正巧遇到那三人中的两位，打听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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